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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之三十三 为高粱簇拥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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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之三十三  

为高粱簇拥的岁月

□佟雪春

在关外的农作物中,高粱的高度当之无愧地占据着“老大”的位置。

大片大片挺拔的高粱随风轻轻地曳动着,发出着窸窣的声音。高粱秆儿都清一色的颀长,顶端是尚年轻的高粱穗,如高昂着的梗直的头。近边儿苞米的身量比高粱略矮些,茎杆儿左抱一穗儿右拥一穗儿冒浆中的青苞米,有风吹过,摇摇摆摆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怀孕超生的妇人。

这是位于我的故乡姚千户屯乡(现为镇)乌金沟村村北、村人称“下甸子”的高粱地。下甸子土质泛黑肥沃,村人送它昵称:乌金沟村的粮仓。高粱种植面积高于苞米,是因为高粱产值更高些,姚千户乡粮库每年秋后都要收购大量高粱、地瓜用来酿酒。酿出的“高粱酒”当地庄户人大都喝不起,就退其次喝容易上头的散装“地瓜蒙”高度烧酒。我成年后回乌金沟村时曾特意造量一把“地瓜蒙”,结论是:要浇愁解忧,此物最好!任你酒量了得,一斤下肚管保你第二天早上爬不起炕!

高粱与苞米二者组合,便有了一个文学色彩浓厚的称谓——青纱帐。这个称谓是在后来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读到的,出自诗人郭小川脍炙人口的名作《甘蔗林●青纱帐》。

下甸子就有这样一片一眼都望不到边儿的、以高粱为主的青纱帐。

那时的土地乃属人民公社所有。有时跟社员们下地是打发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一种方式。

社员们给高粱、苞米间苗是细心活儿,待长到一定高度,要挑最粗壮的苗留下,基本原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留下的高粱苗不再管任由天养活,而苞米则不同,待抽穗时通常都把第三个穗掰掉,用祖父的话说:一棵苞米抱仨穗儿,它们会“抢食儿”的,末了都长不好,结的苞米粒儿就又小又瘪。赶上雨水足性,一个苞米杆儿抱俩穗儿正好,穗儿长粒儿大。

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中,透过精到的镜头把红高粱推到了精致崇高的审美层面。有一组镜头着实令观众震撼——“我爷爷”先是牛喘着踹倒红高粱辟出一片空地,然后又饿虎般扑向目光迷离的“我奶奶”……就这样,铺陈的红高粱成就了一段烽火岁月间的爱情。浪漫唯美的画面充斥着“我爷爷”粗犷的霸道与不羁的野性,这真爷们儿的秉性在后来“我爷爷”打小鬼子时宣泄得淋漓尽致!当然,“我奶奶”也不含糊!就连观众都看得血管贲张。

类似的“摔跤镜头”我也见过。那是在1970年盛夏,那天的中午时分,八岁的我在下甸子的高粱地里找味道鲜美的乌米(我们那儿把“米”读“面”音)吃。当我找到一棵顶着乌米的高粱蹲下正要踹倒开摘时,却透过高粱杆儿的缝隙看见不远处由高粱围拢的一个旧坟头上有俩男女正在“摔跤”,细看都认得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村里人。

我回到家随口把在高粱地里看到的“摔跤”和祖父祖母说了,说那谁和那谁(男女名字略)大晌午的还在高粱地里“摔跤”,也不嫌热不嫌累。祖父闻听立刻紧张起来,赶紧拉过我问:村子,你刚才看到的没和别人说吧?我说没有呀,同时我不明白祖父表情为啥那么严肃,不就是“摔跤”嘛。祖父语气庄重地说:村子,那谁的叔伯哥是乡人民公社干部,那谁家庭成份是雇农,咱家成分高(我们家成份富农),千万不要和别人说!说不得!传出去可了不得!你就当没看见,记住了?我被祖父的表情着实给吓着了,忙饿鸡啄米似的点头保证:嗯嗯,不说!和谁都不能说!紧接着祖母也把我扯到身边,把祖父的话八九不离十地又向我叮嘱了一遍!

我搞不懂这“摔跤”咋和人民公社干部、雇农成分扯上关系了,但我绝对信守了承诺,这事儿就连和我的好玩伴程伟小雯小丽他们都没提起过一句。事实上,尚不谙情事满脑子想的都是玩儿的我很快就把“摔跤”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多年以后,当已经成年的我看影片《红高粱》时猛然想起了此事,那感觉就像看见已经倒伏在时间积尘之下很久的高粱们都抽冷子呼啦啦地重新站了起来似的!老谋子真不愧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高材生出身的导演,同样都是在高粱地里“摔跤”,可他却拍得那么唯美脱俗,令红高粱升华到远高于一般“道具”的庄稼层面,而我于动乱年代高粱地里看到的则是于乡野并不稀罕的偷鸡摸狗的“乌”片儿。同时啊,我明白了祖父当年为什么那么紧张那么害怕!在那唯家庭成份论的荒诞年代,身为富农份子着实惹不得、也担不起事儿呀!那一刻,我眼前浮现出村儿里“地富反坏右”游街时的情景来:视脸面甚于命的祖父回到家把自己关在下屋不出来,祖母就敲门冲祖父喊:瘟大灾的!快出来吃饭!你个富农分子游了个街算个瘪茄子呀,就当是吃饱了喝得了溜达消化食儿了!

祖母说的对,就是个瘪茄子的!在乌金沟村儿,今儿个你被游街,明儿个你又上工,乡邻们照样热络地和你打着招呼,依旧晚饭后围坐在石碾旁近乎地拉家常扯闲磕儿。是祖父自己把游街给“上纲上线”了,没法子,活大半辈子被“整”怕了呀!

盛夏时节高粱长得很快,到了上秋我就得使劲儿仰着头看那红红的、沉甸甸的高粱穗了。在乌金沟村生活的那些时光,我的个头儿蹿得挺快。细想起来,几乎都是高粱米和玉米饼子给予我的营养。我不喜欢吃高粱米(成年后倒是好喝高粱酒),无论是高粱米水饭还是掺上红小豆的高粱米干饭,我从来就没喜欢过。这其中断不存在我“忘本”或是“娇贵”,我的祖辈都是守着土地过活的农民。

那时城里人的口粮是配给制,有粗粮和细粮之分。粗粮乃是高粱米和苞米面的总称,而细粮自然是指大米白面了。高粱米在那时城里人的碗中当属弃不起、难下咽的果腹物,城里人很有几分语言天赋,管高粱米叫“高粱米子儿”。一个“儿”音,颇有几分戏谑味道。现在的乡下人早就不大吃高粱米这“粗粮”了,他们用高粱和苞米换“细粮”大米和白面。农人的日子由“粗”变“细”,乃得益于改革开放。

   

时下的省城沈阳,一些经营有道的老板们独辟蹊径, 冠以由绿色食品打造的“农家饭庄”等诸如此类怀旧的酒店如雨后春笋般从街头巷尾冒了出来。装修也颇动了番心思:墙上装裱的是那个年代的旧报纸和宣传招贴画,挂着高粱穗儿苞米棒狗皮帽子赶车鞭子啥的。用来喝酒的是现今难觅的搪瓷茶缸,大号的用来灌啤的,小号的则是用来整白的,大小并立,透着那段岁月喝酒的豪气。盛菜则是农村用的粗瓷二大碗。菜呢,便是土豆拌茄子、小葱苣荬菜蘸农家酱、酥炸小河鱼、笨鸡炖榛蘑、笨猪通体系列等。主食断少不了高粱米水饭、玉米饼子,生意红火得令人咋舌。名曰“农家饭菜”,可价格却不低廉。在我看来,此种餐饮格局的变化绝非仅仅是吃惯了海参鲍鱼之类而换换口味这样简单,这“农家饭”中蕴含着一种回归于质朴,一种眷恋怀旧的味道。

在一家墙上贴满了“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诸如此类宣传画,名曰“老八届”的主题酒店里,我就曾目睹一群老知青聚会场面。他们个个西装革履,神态从容持重,很难想象保养得体的面色曾经干涩黝黑过。他们手捧高粱米水饭津津有味地细嚼慢咽,那神态真个是令观者垂涎欲滴。可看着看着,我看见他们的眼窝里竟漾出了发亮的液体,哦,那是眼泪呀!其中一位虽上了年纪却风韵犹存的学者型女士,先是肩膀剧烈耸动的啜泣,继而演变成了双手掩面的嚎啕大哭!一时间,我看见这群大老爷们儿捧着饭碗的手随之发抖起来。那高粱米很白,之所以白若珠玑,只不过是经磨米机多磨了几遍罢了。目睹这样的场景,我想,必是高粱米粗砾本色淋漓地激活了这些老知青们关于蹉跎岁月的尘封记忆。于是被唤醒的记忆开始令心房抽痛、伤感,还有堵在胸口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怆!此刻,高粱米成了连接此刻与彼时之间敏感而鲜活的中介,启开了一部关于青春殇事的长篇小说的扉页。

诗人郭小川在《甘蔗林-青纱帐》中有这样的煽情诗句:“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我分明知道,残忍而吝啬的岁月是不会还的!

     

作为满族后裔,我继承了先人豪饮烈酒的习性,年轻时造个七八两高粱酒都不带走板儿的。在烈酒的家族中,我独钟高粱酿就的烈酒,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也不因为它即便喝过了量后也不缠头的酒品,而是喜欢它浓烈的辛辣中所蕴含的独有醇香。这醇香中透着高粱的淳朴,而淳朴多半与土地关联。于是由这淳朴,还有土地,我想起了我的故乡小村乌金沟,想起了那下甸子的土地上生长着的大片的高粱,抑或有着诗情画意称谓的青纱帐来。还是诗人郭小川的动情吟哦——“北方的青纱帐啊……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都市只生长水泥丛林,多生长惧风怕雨的娇花嫩叶,在城市的柏油马路上见不到高粱。那么,寻一家街边小酒店,要上一碗高粱米水饭,辅以笨鸡蛋炸的农家酱拌小葱土豆茄子细嚼慢咽,再烫上一壶高粱烧酒细饮慢啜,身处喧嚣都市怀念乡村的情结在这一刻或许会释然几分。这,不仅仅是因为怀旧,而是对一段沧桑岁月的回味,是对与时间成正比增长的乡愁的慰藉……